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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之問⑥|職業教育法首次修訂,爲職教發展保駕護航

2020年01月08日 10:29  点击:[]

12月5日,教育部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草案》)公開征求意見的公告。《草案》在原法基礎上,共修訂調整41條,新增15條。這是職業教育法自1996年頒布實施以來的首次修訂,引發了社會強烈關注和廣泛熱議。

伴隨著中央對職業教育問題的持續關注,國務院和中央國家機關近年對職業教育出台了多份政策指導文件,地方對職業教育立法也在不斷探索。近年來,歐美國家對職業教育的立法探索也提供了域外經驗,我國的職業教育發展迎來了高光時刻。

不斷健全的政策法律制度體系

“近年來,國務院在職業教育領域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舉措,職業教育發展的政策、制度體系已經在不斷地健全。”教育部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司司長陳子季介紹說,國務院和教育部等相關部門爲了應對職業教育發展領域的現實問題,在頂層設計出台了《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在産教融合上出台了《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深化産教融合的若幹意見》,在校企合作也出台了《職業學校校企合作促進辦法》,在教師隊伍建設上出台了《深化新時代職業教育“雙師型”教師隊伍建設改革實施方案》,在教學改革方面也出台了《教育部關于職業院校專業人才培養方案制訂與實施工作的指導意見》等。

與此同時,2018年全國人大啓動職業教育法修訂程序,近日公布的《草案》也對職業教育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職業與乐彩网17500注册研究所博士聶偉談道,認真學習《草案》,明顯感受到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的新時代氣息撲面而來,新精神在多條目體現,新思想在多處閃耀。

聶偉介紹,《草案》加強了黨對職業教育工作的全面領導;凸顯了職業教育體系建設的重要地位;強化了職業教育治理體系,著重提升治理能力;著力爲職業教育發展營造利好環境。

他進一步解釋稱,《草案》在外部,將“國務院職業教育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上升到法律高度,使其成爲統籌全國職業教育工作,部署職業教育改革創新重大事項的重要議事平台和決策組織。建立“國家職業教育指導咨詢委員會”,爲職業教育改革發展提供政策建議和咨詢服務,來指導職業教育考核、評價的開展。在學校內部,要求職業學校“設立理事會”作爲學校建設發展的咨詢、協商、審議與監督機構,參與學校管理、支持學校發展。允許職業學校將“一定比例”的教職工編制用于自主聘用專業技術人員、有特殊技能人才擔任專兼職教師,優化教師隊伍建設結構。

他指出,將“提高技術技能人才的社會地位和待遇”寫入《草案》,體現了對這個社會問題的強烈關注。

聶偉指出,技術技能人才待遇問題才是影響職業教育發展的根本性問題,是影響職業教育吸引力的終極性因素。對于企業“聘用未經過職業教育取得相應職業資格的不合格職工”,提出了相應的處罰措施,規範了勞動力市場就業准入制度,有力保護了職業教育受教育者的就業權利,防止“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允許職業學校“從校企合作中以提供教育培訓服務等方式獲得報酬,並自主制訂分配辦法”,是激活職業學校培訓功能、釋放社會服務能力的重要措施。

地方積極開展職業教育法律創新

重慶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阮李全談道,新世紀以來,在中央一系列政策的支持下,地方積極開展的職業教育法律創新的有益嘗試,在思想理念、管理體制、培養模式、投入機制、法律責任等方面取得了大量的有益經驗和創新成果,逐步形成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雙向互動機制和創新路徑。

“近年來,我國部分省市地方人大和政府主導的職業教育制度立法創新實踐已蔚然成風,制定和頒布了專門的職業教育方面的地方性法規或地方政府規章,以法的形式規範和保障職業教育的科學發展,對改善和增進民生權益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備受社會關注。”阮李全說。

他認爲,當前在貫徹落實《國家中長期教育規劃綱要》的背景下,地方職業教育法制創新的豐富實踐和成功經驗,突顯了地方職業教育制度改革探索的重要價值和功效。

他指出,地方職業教育法制創新使國家的宏觀政策、法律原則得以“落地”和“接地氣”。自199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職業教育法之後,中央層面鮮有職業教育相關新法律和行政法規出台。因此,近年來我國職業教育法律制度創新主要體現在地方職業教育立法上。

“地方人大和政府利用法定職權,根據上位法,結合地方實際情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地貫徹國家職業教育方針政策,依法制定地方性法規或地方政府規章,使之符合該地的省情市情,進而發揮積極的效用。”阮李全說。

他認爲,國家宏觀政策和法律原則必須經過地方人大和政府的廣泛實踐,不斷加以具體化、地方化,進而形成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針對性強、富有成效的制度舉措,使得中央宏觀政策、法律精神原則能夠真正落地,接地氣。這一創造性過程成爲地方職業教育法制創新的重要價值。

阮李全同時指出,地方職業教育法制創新實踐爲國家職業教育立法、修訂提供制度經驗,爲國家職業教育改革提供整體性決策參考。

他認爲,通過地方自主實踐和探索,推進職業教育體制機制的創新,發現症結、破解那些束縛職業教育發展的障礙和瓶頸,實行“自下而上”的反饋,並同時與“自上而下”的推動形成良性互動,凝聚強大動力,形成創新合力。

“尤其是對長期存在的棘手問題、突出問題,提供各種解決問題的路徑和方法,從而爲國家職業教育立法和職業教育整體性的制度變革提供必要的實踐經驗和資源支撐,這是地方職業教育制度創新的另一個重要功效。”阮李全說。

職業教育立法的域外經驗

教育部職業技術教育中心研究所副研究員許競指出,我國修訂職業教育法,關鍵是處理好職業教育法與其他教育立法間的交叉關系,且須以職業教育制度創新爲前提,包括強化以省爲主的職教治理與經費統籌機制,對面向不同行業或職業領域的職業教育進行分類改造,以及在發展條件相對成熟的行業或職業領域重組或創建專業性的法人社團組織。

“立法作爲一種社會治理手段,在形塑德國和英美國家職業教育發展實踐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許競指出,德國相關立法從制度框架上保障了學校和企業間、聯邦與各州間溝通和協調渠道,而英美國家在相關領域立法則相對較爲松散和分立,爲我國修訂職業教育法提供了域外經驗。

據中國駐德國大使館教育處劉立新介紹,2019年5月15日,德國聯邦政府審議通過了《職業教育法修訂案》(以下簡稱《修訂案》),旨在進一步提高職業教育吸引力,推進實現職業教育與學術教育具有同等價值。

《修訂案》進一步完善高等職業教育層級,增強透明度,明確傳授高級職業資格的職業進修(高等職業教育)分爲“考試認定的職業專家”“專業學士”“專業碩士”三個層次的文憑,明確規定職業進修與高校的學術型教育屬不同類型的教育,具有同等價值,在德國資格框架中處于同一水平層級。

《修訂案》明確提出實施職業教育報酬最低限額制度,加強雙元制職業教育學習者的生活待遇保障,進一步明確了企業爲學習者支付“適當職業教育報酬”的原則。從而確保那些未加入集體性勞資合同的企業承認職業教育學習者具有獲得“適當報酬”的權益,同時提高職業教育吸引力。《修訂案》同時規定,職業教育報酬最低限額以第一學年最低額度爲基礎,隨學業進步逐年按比例提高,第二、三、四學年提高的比例分別爲18%、35%、40%。

據上海師範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院張培菡介紹,2018年7月27日,美國國會已批准特朗普總統簽署的《卡爾·帕金斯職業和技術教育法》重新授權法案——《強化21世紀職業與教育技術法》。

該法案重新定義了“職業和技術教育”及“符合條件的機構”的概念,旨在更好地使該法案與《勞動力創新和機會法》保持一致,並向四年制課程開放高等教育經費。同時要求資助計劃與州和地方企業建立更緊密的聯系。例如,受資助的職業教育機構必須進行勞動力需求評估,並公示其與企業的合作,加強學生以工作爲基礎的學習。

該法案還在提高透明度、加強問責制方面取得了突破。通過簡化績效措施,確保“美國職業和技術教育”計劃取得有效成果,使家長、學生、利益相關者有能力在制定績效目標和評估當地計劃的有效性方面發表意見。

(轉自中國高職高專教育網,信息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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