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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之問③|高校“嚴出”案例增多,專家呼籲淘汰水課和清考

2020年01月07日 10:26  点击:[]

【編者按】今年以來,教育系統的改革措施頻頻出台,教育領域迎來“新、高、實、深”的新變革。邁進新時代,基礎教育“減負”爭議如何破解?怎樣做好“00後”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法治教育?職業教育迎來春天,能否吸引越來越多的學生選擇?大學教育培養制度是不是該變一變?

今年9月29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其中提出,将严把考试和毕业出口关,完善过程性考核与结果性考核有机结合的学业考评制度。加强考试管理,严肃考试纪律,坚决取消毕业前补考等“清考”行为。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負責人稱,出台該意見,目的是要讓高校“學生忙起來、教師強起來、管理嚴起來、效果實起來”。

多年來,“挂科—補考”一直是高校的常規操作,學生逃課、沈迷遊戲、混日子等問題一直是高校人才培養的痛點之一。早在2018年9月,教育部就印發《關于狠抓新時代全國高等學校本科教育工作會議精神落實的通知》,要求嚴格本科教育教學過程管理,淘汰“水課”,加大過程考核成績在課程總成績中的比重,嚴把畢業出口關,堅決取消“清考”制度。

沒有了畢業前的“清考”,意味著如果期末考試有哪門成績“挂了科”,將面臨無法畢業的局面。

對此,業內人士指出,盡管我國高校的教育教學體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嚴出”時代來臨?

畢業關口的“收緊”,並不僅發生在本科教育階段。

11月21日,延邊大學發布“研究生退學決定公告”,宣布對超過最長學習年限的14名博士生、122名碩士生予以退學處理。一周後,武漢大學決定,對超過學校規定期限未注冊,且未履行注冊手續,未經請假不參加學校規定的教學活動的92名國際學生予以退學處理。

在上述處理之前,複旦大學也發布公示,對該校12名研究生作出退學處理決定,原因均爲“學習年限屆滿仍未達到畢業或結業要求”。河北工業大學也發出通知,表示10月10日至10月15日接受超期研究生結業申請,在規定的最長學習年限內,修完教育教學計劃規定內容,成績合格,但畢業論文未完成或答辯未通過的准予結業,在此期間內未申請辦理結業或退學的,將予以退學處理。

高校密集發布對在校研究生進行“退學”處理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實際上,今年以來多所高校都對未完成學業的研究生予以了“清退”。有媒體統計,合肥工業大學清退46名研究生,廣州大學清退72名研究生,深圳大學清退317名研究生,清華大學勸退2名博士生,中南林業大學清退29名博士生、22名碩士生、284名非全日制碩士生……

結合本科教育取消“清考”制度,很多人認爲高校“嚴出”的時代來臨了。但是在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看來,要說大學已經實行“嚴出”,還爲時尚早。

熊丙奇介紹說,大學一次性集中退學幾十名學生,並不是什麽新鮮事,早在2004年,上海大學就曾集中退學81名學習成績不好、在幾個學期內沒有修完規定學分的大學生。

“當時,這也被解讀爲大學從嚴要求學生。然而,10多年過去,某校集中退學幾十名學生,還是我國大學從嚴要求學生的‘新聞’。”熊丙奇認爲,需要思考的是,我國大學和社會,是否真做好了大學從嚴要求學生的准備?一所萬人大校,每年淘汰幾十名學生,是否真的是從嚴?

取消“清考”是出路?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李奇認爲,在一些高校,學生逃課、沈迷遊戲、混日子等問題都是客觀存在的現象,“補考”通常是解決問題、回避問題,甚至是掩蓋問題的一種方法。

“‘清考’和‘清退’只能看作是‘外科手術式’解決問題的方法,它是以剔除‘有問題的學生’爲代價。”李奇說。他認爲,要根治這些問題,有些高校需要定期診斷和評價教學和學習中存在的問題,對學業准備度不足的學生,補償教育就應當成爲傳統教育教學內容的補充和延伸;對教學能力和投入不足的教師,高校應當提供專業發展的機會,通過激勵機制轉變教師的教學行爲與態度。組織上,一些高校還需要進一步破除條塊分割的格局,使學術事務、學生事務等部門形成系統的合力,更好地滿足學生發展的多樣化需要。同時,在教師職務職稱的晉升、績效考核以及工資和福利待遇的分配等方面,高校應該更加切實地把教師在課堂教學中的績效表現與之更加緊密地聯系起來,通過政策和實踐真正彰顯教學的優先性。

另外,爲了增強公共資源使用的效率和效益、公平合理地對待學生及其家長的教育教學投入,高校內部還應該盡早建立學業預警機制,使學業方面有困難的學生和其他利益相關方能提前得到預警,並且能夠有一段合理的時間應對可能被“清考”或“清退”的風險,以此最大限度地兼顧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爭取“共贏”的結果。

熊丙奇則認爲,除了關注大學生被“退學”,還應該關注被退學後的大學生的“出路”問題。他介紹說,國外大學招生、培養實行自由申請、自由轉學制度,大學可以淘汰不適合的學生,學生也可持續選擇大學,包括主動從大學退學,申請轉到其他大學求學。這種制度下,退學是一種選擇機制。而我國實行的是計劃招生、計劃培養、計劃管理制度,一名學生如果被退學,將很難轉到其他大學求學,而只能回到高考體系中,重新報名參加高考、填報志願,才能被全日制高校錄取。不然,就只有選擇成人教育,或者出國留學。

熊丙奇認爲,學校從嚴要求學生,必然會提高淘汰率,我國高校和社會,也就必須思考被淘汰學生的“出路”。“可行的辦法,就是推進招生、培養制度改革,落實學校招生、辦學自主權,建立起招生、培養的學生與學校的雙向選擇機制。”熊丙奇說。

教育從嚴,是否只關乎學生?

除了對學生的要求有所“收緊”外,10月31日教育部公布的《關于一流本科課程建設的實施意見》中還明確指出,高等學校要嚴格執行教授爲本科生授課制度,連續三年不承擔本科課程的教授、副教授,轉出教師系列。

2018年9月,教育部印發《關于狠抓新時代全國高等學校本科教育工作會議精神落實的通知》中,也強調要強化教師教學主體責任,要制定教授給本科生上課的專門管理規定,確保教授全員給本科生上課。

熊丙奇看來,本來,大學教授給學生上課是應盡責任、“分內事”。“早在20年前,我國教育部門就要求大學要建立教授給本科生上課的制度,但迄今爲止,這一制度在不少高校並沒有建立,根據教育部最近發布的數據,給本科生上課的教授、副教授已達80%。這相比之前只有50%的教授登堂上課率,已有很大進步,但是這也說明,落實教授給本科生上課的制度,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熊丙奇說。

李奇也認爲,“教授要爲本科生上課”這樣的舉措雖然可以解決一些質量問題,但高校還需要出台一些更具針對性的舉措,以便更有效地解決問題。

李奇表示,在精英教育階段,公衆對高校“産品”的質量是信任的,高校也很少辜負公衆的信任和期望。但是,在高等教育大衆化階段,隨著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張,一些學生在學業准備度和學習動機方面還沒有爲高等教育階段的學習做好准備;一些教師的教學內容陳舊,教學方法單一,沒有針對教學對象的變化而變化,難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一些高校還沒有建立專職部門、配置專業人員爲學業困難的學生提供有力的支持。面對這些挑戰,高校就應該在繼續加強過程質量保障的同時,探索如何加強結果質量保障,尤其是能力導向的結果質量保障,超越傳統的以知識的傳授和學習爲主要內容的教學和學習方式。

人才培養質量該如何提升?

李奇指出,我國高校的教育教學體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但是他也直言,人才培養方面還存在一些需要調整的瓶頸問題。

如何在政策和實踐中把科學決策和理性決策更好地結合起來?如何把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實質理性與程序理性更好地調和起來?如何在規制、規範和文化認知要素建設中,讓主要的利益相關者成爲制度設計和制度施行的主要行動者?李奇認爲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有理由相信,如果主要的利益相關方能夠有意義地參與和評價制度建設,並能夠從中得到激勵,人才培養的巨大潛力就能夠得到激發,從而釋放巨大的活力。”李奇說。

熊丙奇認爲,要想提高人才培養的質量,就必須改革對高校、校長以及教師的評價體系,必須建立以人才培養爲第一要務的高校辦學評價體系。

首先就是要對高校辦學實行專業評價,而淡化行政評價。在他看來,行政評價會導致高校辦學追求短期辦學政績,而不會關注長周期的教學工作,因此對大學辦學進行專業評價,就要把本科教育的開展情況作爲主要評價指標。

其次,熊丙奇認爲,大學不宜再對教師進行量化評價,要引入專業同行評價,由教授委員會管理學校的教學事務,評價每個教師的教育貢獻和能力。“概而言之,重視本科教育,就要在評價體系改革上動真格,讓校長和高校教師不得不重視、參與本科教育。”熊丙奇說。

(轉自中國高職高專教育網,信息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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